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綠色發展經驗與啟示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加快發展綠色轉型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也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必然選擇。綠色發展超越了傳統意義上高度依賴物質資源投入和高碳排放的增長范式，凸顯了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是擺脫工業文明現代化危機以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特征更加明顯，綠色發展已成為大變局中的一個關鍵變量。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在綠色發展方面產生了很多深刻教訓，也采取了很多舉措，能夠給我們以重要啟示。
一、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綠色發展的經驗舉措
一是統籌規劃綠色政策支持體系。從綠色發展宏觀戰略上來看，德國政府在對外加強與歐盟綠色經濟政策的協調與國際合作的基礎上，對內不斷增加國家在綠色經濟發展方面的投入，大力推進環保技術創新，并鼓勵私人在環保方面進行投資，通過籌集公眾和私人資金來建立環保和創新基金，以補充國家的資金投入。全國政府機關由上而下調整政府采購政策，主要集中于對綠色環保產品特別是能源利用率高的產品進行采購，以此支持綠色產業發展。同時，德國重視綠色信貸政策。德國銀行業采用國際通行的“赤道原則”進行授信審核，并在政府與政策性銀行的協助下，對環保、節能項目予以不同額度的貸款貼息。這些措施讓環保與節能項目能夠以較低的管理成本獲得低息貸款。德國政府還積極參與綠色信貸產品的開發，實施財政補貼政策，從而有效地調動資金，實現了投資、信貸與環保目標的協同增效。
二是科學規范績效監測與評估指標。澳大利亞政府將實施效果的監測評估視為綠色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重要監督和度量體系。首先，積極參與國際綠色發展評估指標體系構建，并重點對自然資產的生產率和利用效率進行評估。其次，通過科學的指標體系來監測和評估環境政策的實施效果，確保政策的客觀性和有效性。例如，對北澳Ranger鈾礦不僅在項目運行期間實施，而且在項目關閉和即將開始的環境修復階段繼續進行詳細的監督、監測、審計和環境影響評估。通過對環境敏感項目的嚴格監控，能夠及時發現與應對可能的環境影響。再次，在環境監測和評估過程中，澳大利亞高度重視利益相關者，通過吸納包括政府部門、地方社區、行業組織（如灌溉協會和農民協會）以及普通公眾等廣泛利益相關者參與監督評估，能夠提高政策的接受度和執行效率。此外，澳大利亞通過發布年度報告的方式向公眾公開環境監測和評估的結果，這種透明度不僅增強了公眾對環境政策的了解，也增加了政府的問責性。
三是經濟發展與重點治理相結合。美國國會在1980年就以明確保護環境責任為目標通過《超級基金法》，并后續出臺了系列補充法案，打破了企業只顧生產、不顧環境保護與資源的陳舊發展方式，并將企業的“環境破壞風險”納入銀行等金融機構，作為放貸評估時的重要指標，以金融放貸的形式約束企業生產中的污染行為，以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此外，當企業的環境污染行為導致社會產生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時，他們不僅需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還必須負責污染治理的費用。由于這些費用通常十分龐大，因此該政策對企業構成了強有力的約束，有效地促進了企業在運營過程中采取對環境更加友好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多通過資本至上思維來維護經濟利益，而忽視了對更深層次生態價值和環境倫理的重視，不足以應對全球性的環境危機，無法承擔大國責任。
四是加強新能源技術開發與利用。日本內閣會議在2007年審議通過《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系統闡述了日本中長期環境政策的發展目標，即建立低碳社會，同時還強調要促進綠色技術開發創新，促使日本支柱產業——汽車制造業進入電動驅動階段，大量投資研究高性能蓄電池，并把已經取得的成果和技術轉移應用到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日本政府還制定了兩個具體的實施措施來推動環保和能源技術發展：能源限制和再利用措施。如日本的《建筑循環利用法》要求無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在改建房屋時有義務對所有建筑材料進行循環利用，由此也促進了日本的混凝土再利用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對節約能源的家庭和企業提供補助金，旨在將綠色消費觀念提升為主流意識，并加速日本社會向資源節約型模式快速轉型。
二、綠色發展的國際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第一，走綠色發展之路要健全綠色轉型的政策支持體系。首先，優化財稅支持政策。增加生態保護修復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專項支出，提高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力度，并加大綠色技術研發、清潔能源設備購置和工業節能改造的財政補貼。其次，完善綠色金融政策。構建現代化綠色金融體系，提升支持精準性，并構建國內統一、與國際接軌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最后，持續擴大綠色投資。政府應在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等領域發揮投資重大工程項目的牽引作用，同時激活民間資本投資清潔能源、環�；A設施。規范發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加強全過程效益評估，建立完善的利益回報和風險分擔機制。
第二，走綠色發展之路要推動完善綠色轉型的標準體系。首先，應聚焦“雙碳”目標和市場需求，加快建立碳達峰碳中和標準體系，重點完善碳監測核算核查標準、新型電力系統標準、非化石能源標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標準，完善碳排放權交易相關標準，建立可再生能源消納統計核算、監測、評估、綠電交易等綠色能源消費標準，推動制定重點領域自愿減排項目減排量（CCER）核算方法等標準規范。其次，建立綠色產業標準。以動態更新《綠色產業指導目錄》為抓手，統一綠色項目標準，科學劃定產業邊界，促進綠色經濟核算統計以及綠色金融資源精準、高效流向綠色領域。再次，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標準。推動制定修訂自然資源確權、生態產品信息調查、生態產品動態監測、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生態產品市場交易、生態產品質量追溯等方面的標準，為推動“兩山”轉換提供標準體系支撐。
第三，走綠色發展之路要將統籌規劃與重點治理相結合。重點在于加強統籌協調，協調中央與地方、不同地區以及監管部門與公眾間的關系。建立涵蓋關鍵政府部門和利益相關者的制度，保證可計量性和透明性，通過適當方式和渠道分享監管與評價信息，建立持續溝通機制，完善程序參與和沖突處理機制。創新監管方式，改善規制手段，確保公共管理機制的公平、高效、透明。同時，依法推動環境污染防治工作。我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資源稟賦難以改變，應推動煤炭等傳統能源清潔高效利用和新能源有序開發利用，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在實施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的同時，推動其清潔高效利用，大力發展風、光等清潔能源。加強重點行業綜合治理，特別是火電、鋼鐵、水泥等行業的脫硫、脫硝和除塵工程，確保污染物達標排放，以此推動我國綠色發展的全面實現。
第四，走綠色發展之路要不斷創新綠色發展技術，強化企業的作用。綠色發展不僅僅是政府要加大對綠色共性技術研發的支持和加快綠色產品、產業標準的建立完善，更需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激勵企業、研發機構、服務中介以及各類社會組織長期參與，并營造致力于綠色產業發展，積極利用全球資源的開放式創新環境。同時，應完善綠色技術創新激勵措施，建立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健全專利保護制度，以此提高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并促進企業合理運用自然資源、控制有害廢料排放。
作者：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馬克思主義學院 阮一帆 王智博 單華生
來源：中國礦業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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